王鼎鈞評《一生一事》丨一生一事一回聲

出版人李昕與他的新著《一生一事：做書的日子》。（資料圖/圖）

李昕先生是一位出版家。1982年大學畢業，好幾個窗口歡迎他進入社會，他選擇了國內的出版業，長期在編輯部門服務，他稱之為“做書”。《一生一事》是李昕先生的回憶錄，書名有個副標題：《做書的日子》。

那時，1982，十年已過，萬象復蘇，從頭收拾中國文化，錦江春色來天地，這一步跨出去就是姹紫嫣紅，李先生的選擇得天時。他家住在北京，女朋友也在北京，父母之邦，首善之區，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在此歸納最初的因，演繹最后的果，他的選擇得地利。他家世代傳道授業，文化界人脈廣泛，他的決定得人和。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他在決定選擇做編輯的時候，同時決定放棄留學，放棄從政，后來“十億人民九億商”，他也放棄下海。他在回憶錄中說，出版業可以“傳承文化，傳播知識，啟迪思想，推動進步，啟迪改革”，“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在這樣的價值觀之下論本末先后，編輯部是出版社的心臟，居國民素質的上游，堪稱“要津”。于是，他“衣帶漸寬終不悔”：

198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4年。

1996，香港三聯書店，8年。

2005，北京三聯書店，9年

2014，北京商務印書館，9年。

出版社培養作家，成就作家，我們視為文學的保姆。編輯部是出版社的心臟，守護作家，我們視為文學的儐相。人生、自然，是作家的上游，出版社是作家的下游。出版社又是國民素質的上游，關乎文運興衰，國家的軟實力，國家社會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李先生說：“這四個出版機構，都是有歷史有傳統，品牌響亮，出好書，出精品的，這是我的幸運，因為做編輯需要有一個好平臺，好的平臺可以給編輯帶來更多的資源，創造更多成功的機會。”謙謙君子，將一生成就歸功于客觀環境，他說的也是老實話，古人遺訓：“擇高處立，就平處坐，向寬處行。”

說到李先生“做書”，我感覺讀后感永遠不能代表原著。做書的前鋒是編輯，編輯并非僅僅是出版社的一個職員而已，他好比醫院的醫生，學校的教師，樂團的演奏者，是一種精英集合，聽聽醫生的名字，你就知道那是一家什么樣的醫院，看看演奏者的名單，你就知道那是個什么樣的樂團。

《一生一事》記述，三聯為楊振寧和夫人開新書發表會，問楊氏要邀請哪些嘉賓，楊氏開出來的名單盡是政界顯要，社會人士對作家這個角色缺乏了解，可見一斑。在出版業各部門中，只有編輯和作家有共同語言。自然而然，編輯成為作家和出版社之間的唯一聯系，他代表出版社，他疏懶就是出版社疏懶，他傲慢就是出版社傲慢。反過來說，他的一切優點也都是出版社的優點。出版社要依靠責任編輯一點一點與作家建立共信，可以說關系到作家的向心離心，出版業的榮枯興衰。一流的出版社也要靠一流的編輯對外體現，對內奉獻。李先生對四大出版社的稱道，強調了客觀的條件重要，他的成就，除了客觀的條件，還得有主觀的條件：專一與有恒。“一生”有恒，“一事”專一，書名含蓄，語重心長。

《一生一事》2022年12月出版。書中估計，由1982到2022，李先生在工作崗位上參加選題出版的書超過一千種，擔任終審的書兩千五百種，共約五億字，除了開會、出差、睡眠，就是看書。他何以能夠不厭倦不疲勞呢？原來做書有一個完整的工序，并不只是排版、印刷、裝訂而已，“書”的內容來自人生和自然，它在成為物質之前已經存乎天地之間，這個蒼冥中的“書”進入作者腦中化為形象符號，再由作者腦中移到紙上成為文字。出版業把沒有形體的書制作成書店里有形體的書，店里的書又變成讀者胸中之書，“啟迪人們的思想，認識現實，改造現實，促進社會的進步”，功同造化，這是又把書還諸天地了。做書的人置身于這個大循環之中，海天有盡，我愿無窮，“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就樂此不疲了。

俗話說“買金的遇不到賣金的，賣金的遇不到買金的”，李先生不講“遇”，他講“找”，買金的一定可以找到賣金的，訪書如訪賢，唯恐交臂失之，不要“左顧右盼，三心二意，挑肥揀瘦”。清朝有個戴名世，他說自已胸中有百卷書，等待有人誘而出之，李昕先生于無書處見書，“誘而出之”得心應手，買金的發現金礦，幫助賣金的人開采，既是名人軼事，也是文林趣談。

欲知其詳，請看《一生一事》記述牛漢、屠岸、北島、孔丹、何兆武、各位名家在三聯出書的經過。

李昕先生有四大出版社的閱歷，四十年的編輯經驗，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潮流激蕩，周旋于中國當代文化界精英之間，五億字書稿經手過眼，讀萬卷書、窮千里目，底氣極厚，全書四百多頁，只是冰山一角。但是這本書并不深奧，全部用大白話寫成，淺顯流暢，如清水由地下深層噴出，亭亭如蓋，晶瑩透明。語言老嫗能解，內蘊雖宿儒不能窮究，所謂厚積薄發，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我身居異邦，社交范圍以內有三十位朋友看過這本書，封面設計首先得到稱賞，認為創意十足，淡雅而能奪目，難得。書雖厚，拿在手中輕軟舒適，裝訂的確如蝴蝶展翅，可以平攤在桌上，不像砧板上鯉魚打挺。內容方面，眾文友認為李昕先生對人誠懇，對書尊重，著作人能得一遇，可以稱幸。有人說李先生得天時地利人和，成為出版界佼佼者，他寫回憶錄不貪天之功，不貪人之功，對一同工作的編輯不吝稱揚，令人感動。有人說做書在想象中為一枯燥工作，李先生寫來豁然開朗，活潑有趣。他在工作中有至樂，不可言傳，筆墨中見性情，讀者有心，得之于言外。

有人說，這本書記下當代文化界許多名人的趣事軼聞，有張力，見性情，給人生增添調味劑，可讀。一位書店老板說，此書將自已的寶貴經驗傾囊相授，可以當做出版手冊，恨不能在十年前讀到。有人說李昕先生這本書可稱為好書導覽，他對自己經手做成的書往往有幾句雋永有味的評點，令人對那些書心向往之，世上有這么多好書，我們應該看卻沒有看過，恨不得都買來摸幾下翻一翻才甘心。

還有人大處著眼，認為《一生一事》全書的重點是人生修養。李先生趕上中國出版路線的檢討調整，參與決策，出版圖書是為了大眾還是為了精英？前者追求普及，后者追求提高。出版是商業還是志業？前者服從成本利潤，后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還有，發揚傳統還是鼓勵創新？李先生通權達變，為雙方設想，秉中道而行。或力排眾議，或從善如流，不爭功，不諉過，有擔當，有溫度。李昕之所以為李昕，借用畫家高更的話：“世上有兩種美，一種來自人類天性中的靈性，一種來自后天的學問。”他所謂后天的那一部分，盡在《一生一事》之中。

王鼎鈞

責編 劉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