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書法三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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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3月，李自成攻克北京，明亡。同年5月清兵進京，10月順治帝遷都北京，清政府開始統治中國。
對于滿清的統治者來說，一方面必須壓制各種反抗，另一方面也必須盡快融會吸收漢族傳統文化，從而實現長久的統治。為此，清政府采取了兩項相反相成的文化政策：一是大興文字獄，以鉗制任何可能的文化反抗，二是主動地對傳統中國文化進行整理。而陷入異族統治下的知識分子，開始倡導通經致用，樸學逐漸興起。在樸學學風中成長的金石、考據學，讓人們重新發現了秦漢、北朝書法的藝術價值，從而形成清代書法發展的新格局。從這個意義上說，清代是我國書法史上的轉型和總結時期。
一、前期（順治至康熙年間）
清代前期，國勢初平，百廢待興，尚無力過多關心書法，因此這時期基本上延續的是晚明書風，大體可以看作三線發展：一是晚明行草書風的新發展，二是傳統書風，三是篆隸初興。
（一）
延續晚明行草新書風的主要人物：
王鐸、傅山、朱耷等
這些書家，多數對晚明時期的行草新書風有切身的體會，有的（如王鐸）本身就是其中的主將；有的（如傅山）雖然主要生活在清初，但是國破家亡的傷痛，也使他們無法在一種悠游清和的心境下從事藝術創作，因而對晚明新風有熱切的推崇。
王鐸（1592～1652），字覺斯，一字覺之，號嵩樵、十樵、石樵、癡庵、東皋長、癡庵道人、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巖漫士、嵩淙道人、雷塘漁隱、蘭臺外史、煙潭漁叟、癡仙道人等，洛陽孟津（今河南孟津）人，生于明萬歷二十年，明天啟二年（1622）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又為南明小朝廷的東閣大學士。1645年南京被破降清，順治間官授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享年61歲。
王鐸學書推重古典，特別強調"宗晉"，認為"書未宗晉，終入野道"（《觀宋拓淳化帖》）。他一生堅持一種學習方法，"一日臨書一日應索請"，始終讓自己的藝術創作保持與古典之間不間斷的交流，所以傳世臨帖作品極多。但他的臨帖，常常大量摻入自己的意思加以改造，有些作品明顯是根據記憶而背臨的，因而有時其實就是一種自我的創造。同晚明的很多書家一樣，他在世時就將自己的一些作品刊刻成帖，匯集成書，其中著名的有《擬山園帖》、《瑯華館真跡帖》等。這種做法，大大提高了他的影響力。
王鐸楷書，主要淵源是唐，特別是顏柳兩家，但是不追求結構的工穩，而獨取其生拗古拙的一面，尤其愛用異體字、古體字以增強作品的歷史感，因而氣息古樸拗峭，在明末清初的楷書中別出一格。
他最有影響的是行草書，晉唐宋兼綜，融匯極廣泛，又有自己的鮮明特色。行書深得《集王圣教》和米芾的精神，在大幅式上縱橫馳騁，創造了獨特的形式和意味。其書點劃粗者，重似千鈞；細者既如游絲，也筋力堅韌；有時用漲墨法，形成濃重的墨塊，宛如巨石，得厚重之致。結構茂密雄放，或緊結蹙縮，或開拓縱逸，跌宕多姿，無不如意。
他的草書點劃與使轉兼重，頓挫轉折，用意精到，因此脈絡清晰，但又絕不安排，總能以意驅筆、因字造型，故濃淡枯濕、隨手生發，疾遲衄挫、取次相從，大小、欹正、展蹙、依倚、起伏，無不能順勢調整，宛如宿構。
王鐸行草的章法極有特色，倪后瞻說他"以力為主，淋漓滿志，所謂能解章法者也"。一般行距大、字距緊，行內因筆法和字形的復雜多變而呈現跌宕起伏的變化，如蜿蜒巨龍騰飛紙上，神妙夭矯，不可端倪，有氣貫長虹之勢，無輕媚流滑之弊，古韻今情，和合一體，令人目眩神馳、胸豁氣暢，開行草書的一種新境界。
王鐸書法的這種境界，得到了后人的大力推崇。倪后瞻指出："北京及山東、西、秦、豫五省凡學書者，以為宗主。"吳德旋《初月樓論書隨筆》說："明自嘉靖以后，士夫書無不可觀，以不習俗書故也。張果亭、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豈得以其人廢之。"近代以來，更是馳名中外，日本人甚至推許為勝過王羲之，雖是過譽，但是可見他的影響。
傅山（1607～1684），原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仲仁，號僑山、嗇廬、公之它、真山、濁翁、石道人、老檗禪、僑黃老人、朱衣道人等，山西陽曲（今太原）人。他生性剛烈耿介，有義士之稱。雖自幼聰穎博學，但卻在晚明屢試不第。明亡后，曾秘密參與反清活動被捕，獲救后隱居不出。康熙十八年（1679）開博學鴻詞科網羅各地碩儒，他被當地政府強行送往北京，卻堅辭不入，終未應舉。其終于舊朝的行為雖有歷史局限，但剛直不阿的氣節還是為后人所稱頌的。他還是清初的重要學者，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在清代學術史上有重要地位，同時長于醫術，尤精婦科。學問道德都為當時所重。
傅山工書，與其為人一樣，反對矯飾造作，"不信時，但于落筆時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何如一勢。及成字后，與意之結構全乖，亦可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 "（《字訓》），尤其不喜趙孟頫一路優美妍媚的風格，而崇尚拙樸率真的書風，有謂"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率真毋安排"（《作字示兒孫》），既可以說是晚明書風的理論總結，也對后來興起的篆隸有深遠的影響。他的實踐，楷書學顏真卿，得其厚密樸質；行草受王鐸影響，同時深研閣帖，易王鐸的方折為圓轉，更加重視點劃之間的纏繞盤旋，因而氣勢更加飽滿、風格更加恣肆。但是他學古不如王鐸全面深入，創作時又比王鐸率意，因而在技巧的豐富和嚴謹方面有所未逮。他同時也涉獵篆隸，雖然尚未得法，卻可謂清代復興篆隸的先驅。
朱耷（1626～1705）是明宗室、寧王朱權后裔。號雪個、雪衲、八大山人、個山、驢屋、人屋、何園、書年、驢漢、刃菴、破云樵、驢屋驢等，明亡后為僧，以享名于世。他于書曾于黃庭堅用力甚勤，得其蹙伸欹側之妙，而增益以秀雅；又受董其昌影響，得其靈動秀美之致。60歲前后開始，逐漸形成獨特的個人面目：用筆凝練如篆，泯去起收形態變化，代之以圓渾含蓄，行筆以中鋒圓勁、婉轉流動為主，不計提按粗細的變化。結構極重視疏密的對比，并常常因此造成字勢欹正、展蹙的諸多變化，從而進一步形成章法的跌宕起伏。形簡而勢滿，神清而意長，意境高遠，氣質渾穆，與其繪畫同一機杼，有很高的審美價值。
（二）
傳統行草書風的延續：
董、趙書風的籠罩
在經歷了漫長而輝煌的發展后，隨著中國社會陷入戰亂頻仍的近現代，書法也曾經一度受到過強烈的沖擊，經受了風雨的考驗。現在，她又迎來了復興的機會，不僅在全國出現了持續多年的熱潮，而且影響及于世界。我們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應該更加熱愛她，更加為她而努力工作，使她得到更輝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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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風氣的形成，既是董其昌影響的自然延續所致，也與清初幾位皇帝的引導有關。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酷愛董其昌書風；乾隆在位六十年，喜歡趙孟頫書風。由是，整個清朝前期的朝廷官員書法，多數都受董、趙書風的籠罩。
其中也出現過一些水平較高的書家如查士標、姜宸英、沈荃、孫岳頒、查昇等。這些書家主要受董其昌風格影響，但因為學力或性情的限制，未能充分發揮董書的妍雅清逸，或過于拘謹，或過于軟弱，氣息上都不很高明，尤其是創造性相對王鐸、朱耷等人有較大的差距，所以雖然一時獲譽甚高，卻終究沒有開辟新境。
（三）
篆隸書法
清初的篆隸，在晚明基礎上有一些進展，聲勢漸壯。除傅山外，善于隸書的還有戴易、鄭簠、王時敏、朱彝尊等，實績漸有可觀。
王時敏（1592-1680）,字遜之，號煙客等，江蘇太倉人。明末曾官太常寺少卿，明亡后不仕。善繪事，隸書點劃工整、結構沉穩，氣息淵靜古穆，頗有魄力。
鄭簠（1622-1693）,字汝器，號谷口，上元（今江蘇南京）人，是清代第一位專攻隸書的書家，終生未出仕，主業行醫。學漢隸垂30年，得《鄭固》、《史晨》、《曹全》之意，又參以行草筆法，自成飄逸瀟灑的格局，后人認為他與朱彝尊是"漢隸之學復興"的首要功臣。
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今浙江嘉興）人。康熙時應博學鴻詞科，任翰林院檢討，撰修《明史》。他是清初重要的金石學家，隸書主要得力于《曹全》，臨習之功極深，能夠形神兼備地臨摹《曹全》而不受唐以后隸書的影響，非常難得，標志著當時學者對于漢隸筆法的研究達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他自作時卻不能完全堅持《曹全》的規范，稍嫌板滯。
二、中期（雍正至道光年間）
乾隆、嘉慶前后，董、趙的影響漸弱，文人們向古代傳統的追尋逐步深入，這使得篆隸書法的復興步伐加快了，對晉唐宋元明傳統的學習范圍也大大擴展，由此成為兩股基本的力量。
（一）
對晉唐宋元明傳統學習的深入
這一派書家有的仍以學習董、趙為主的，但更多的則是向宋、唐、晉的大師們取法，代表人物有王澍、張照、劉墉、梁同書、王文治、梁巘、翁方綱、錢灃、永瑆、鐵保等，其中翁、劉、梁（同書）、王有"清四家"之稱（亦有一種說法是翁、劉、成、鐵）。
劉墉（1719～1804），字崇如，號石庵、石菴、石盦、木菴、青原、香巖、勗齋、東武、溟華、日觀峰道人等，山東諸城人。他是乾隆年間的重臣，歷任翰林院編修、江蘇學政、內閣學士、湖南巡撫、左都御史、工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嘉慶初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子少保，卒謚文清。著有《石庵詩集》。他的書法由董、趙入手，而后遍臨晉唐宋諸家，尤得力于蘇東坡、顏真卿和晉唐小楷，融會貫通，自成格局。其書點劃豐腴處短而厚、細勁處含而健，對比強烈；結字內斂拙樸，而決不擁塞，端重穩健中透出靈秀；章法輕重錯落，舒朗雍容。整體風格含蓄蘊籍，精氣內斂，渾若太極，貌端穆而氣清和，有碩儒老臣的持重，無恃才傲物的輕佻，似乎包有萬象而莫測高深，洵然可敬。因為喜用濃墨，時號為"濃墨宰相"。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今鎮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曾任翰林侍讀等，以事被黜，執教各地書院。擅詩文，著有《快雨堂題跋》等。他的書法出于董其昌，上溯米芾、李北海，多用側鋒取妍，筆致翩翩，結構舒展秀逸，縱橫揮灑，以文人才士的佳致見長。因喜用淡墨，與劉墉恰成對照，故時稱他"淡墨探花"。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忠敘、彝齋、覃谿、蘇齋等，北京大興人。他于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中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江西等地省試考官及廣東等地學政，官至內閣學士。他的主要活動也在乾隆年間，和劉墉齊名，但是主要精力都放在鑒賞、考證和題跋碑帖上。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學者，著有《兩漢金石記》、《粵東金石略》、《漢石經殘字考》、《焦山鼎銘考》、《廟堂碑唐本存字》、《蘇齋題跋》、《蘇米齋蘭亭考》等諸多著作。在書法學習上，翁方綱主張學習古人，強調每一字一筆都有來歷，一生致力于歐陽詢，嚴守法度，以精工為尚。其楷書，得歐陽詢的結實端謹，而乏其清新精巧；行書稍活潑，而仍然過于拘束，缺乏逸韻高情。嚴格地講，其金石研究比書法實踐影響更大。
總的來說，這些書家對于晉唐宋古典的學習，都各有自己的體會與長處，較之前期學董、宗趙書家的藝術視野都要開闊得多，因而藝術水準也明顯提高。但是都缺乏開宗立派、引領時代的能力與氣度，因而無法與晉唐宋元明的大師級人物相抗衡。
（二）
對秦漢北朝傳統的重新發現與取法
在篆隸與北碑領域，情況卻有所不同。經過書家、學者的共同努力，篆隸的審美價值不斷得到深入的認識，許多杰出人才投身于此，從而使篆隸領域出現了巨大的飛躍和突破，對北碑的學習也開始起步。總體上看，對這一傳統的關注已成燎原之勢，形成了與晉唐宋元明傳統一翼足可抗衡的局面。
涉足這一領域的藝術家中，有不少畫家，如名列"揚州八怪"的鄭燮、金農、汪士慎等人，他們疏離于主流文化圈之外，而與市民階層有較密切的聯系，藝術思想、創作傾向帶有一定的叛逆性。在書法上，對晉唐以來傳統采取一種比較主動的反叛姿態，而對秦漢傳統則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從而成為秦漢傳統復興的一批重要力量。
金農（1687～1763），字壽門，又字司農、吉金，號冬心、古泉、金牛、老丁、百研翁、恥春翁、壽道士、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龍梭仙客、百二硯田富翁、昔邪居士、心出家盦粥飯僧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雜著》等。精詩詞、鑒賞，喜收藏，繪畫為一代宗師。于書專攻《華山碑》，后自出機杼，不受束縛，以倒薤法作撇，以方整寬闊筆作橫、細勁筆作豎，號稱"漆書"，古拙樸厚，時涉諧趣，形成極其強烈的個人風格，并由此衍生出獨具特色的行書和楷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