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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立波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新航路的開辟如同萬丈波濤，在洶涌之外尋找到了通往遠方的燈塔。從1552年到1699年的漫長的這段時間，西方傳教士開始歷經險阻來到中國的東南沿海一帶活動。經過一番曲折和設計，他們終于接觸到了大明王朝的萬歷皇帝。一個叫馬堂的稅監向長期不理朝政的萬歷上疏說有西方的叫利瑪竇的人要向皇帝進貢，并詳細介紹了貢品名目。過了一段時間，萬歷忽然才想起這個事情，突然問左右說："那座鐘在哪里？我說那座鐘在哪里？就是他們在上疏所說的外國人帶給我的那個鐘。"《萬歷野獲編》

從此萬歷的鐘聲回蕩在古老的大明王朝的紅墻之內，此后他對這個鐘既感到新奇又覺得美妙，以至于皇太后聽說要看個到底是怎么樣的玩意，萬歷擔心太后借去不還，便讓太監將發條松開，鐘便不響，這樣才讓太后覺得了然無趣，最后原物奉還。

以此可見，此時西方的鐘表雖然流入宮廷，卻極其稀罕之物。當歷史的長河劃開了清朝的序幕時，西方的鐘表開始源源不斷涌進清朝宮廷，而清朝皇帝對此也是"情有獨鐘"。德國人湯若望給順治寫了一篇《天體自鳴鐘說略》，順治贊嘆道："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到了康熙時期，特意將西方鐘和東方的日晷現場比試，最終西方鐘的精準讓現場人頗為贊嘆。

到了雍正時期，已經將鐘作為日常處理政務不可離開的工具，他還曾將自鳴表送給大紅大紫的年羹堯。在謝恩的折子里，年羹堯表示"喜極感極，而不能措一辭"的激動心情。雍正在折子上批示說："我二人作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后世欽慕流涎就是矣。"遺憾的是他們的鐘表還在擺動，二人的情誼隨著局勢變化卻戛然而止。

"表哥"練成記

要論清朝帝王中對鐘表最癡迷的，非乾隆莫屬。據現存的乾隆進貢清單不完全統計，乾隆僅收到的進貢的各類鐘表多達3000多件，是清朝不折不扣的"大表哥"。此前成立的清宮做鐘處在乾隆時派上了大用場。

從乾隆登基的第一年（1736）年開始，即"做過自鳴鐘百拾件"《內務府造辦處各成作活計清檔》。到了第二年時就已經到了"所造自鳴鐘甚多，"、以至于"作坊窄小"的地步。在很大程度上，乾隆對于西方鐘表的改進頗為用力，在他的帶動下，產生了多種多樣的"中國風"式的鐘表，在繁忙的政治生涯中，還持續提出對鐘表的制造提出具體意見，可知他對鐘表的確喜歡，據說，現在故宮保留的鐘表絕大部分都是乾隆時期的產物。

在其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文獻中關于他對鐘表的具體改造意見比比皆是，將這個本來是記錄時間的冷工具注入了大量的個人性格色彩。在選料上，乾隆追求高度精致，每一件作品甚至集合了當時所能購辦的地方，如在銅鑲金鏨花荷花缸鐘，鏨花銅缸和奏樂的八音機器分別是廣東和法國制造的。缸上鑲的鐘、荷花及坐在花欣賞的牙雕白猿、童子、西王母和控制荷花瓣開合的機械則是清宮做鐘處制造的，這件事在當時可以說是乾隆個人愛好中最重視的一項，負責內務的臣下和西方鐘表機械師對乾隆交辦的改造鐘表任務不敢草率一點。

乾隆六年的時候，負責做鐘的官員將一個日久失修紫檀木架鐘呈遞到他的面前，聽候乾隆處理意見。看了一會后，乾隆提出："著西洋人將此鐘頂上想法安鍍金蓮花朵，逢打鐘時要開花，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在制造期間，乾隆還不放心，并不斷過問增加新的想法："蓮花著做紅銅打色，其小式花草做象牙茜色，瓶做琺瑯，配紫檀木座。"《活計檔》

乾隆八年（1743），特意傳旨"要做鐘處西洋人做一件玩意鐘"，一段時間后，承辦的官員上報："西洋人畫得八仙慶壽、海屋添籌山子、樓臺紙樣一張。"乾隆看后，在諭旨中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外面樓做杉木彩漆，欄桿做木頭掃金，再里面山子，樹木、樓臺……再畫樣呈覽，準時再做，欽此。"

這個完美主義者的心病在創造新的鐘表藝術時，對過去的老鐘表倒也頗為戀舊，有些派不上用場的鐘表儲存后，偶然想起，乾隆還要過問一下。有一次乾隆忽然想起庫存的一個老鐘，手下人回報說年久失修，鐘穰也找不到了。最后乾隆又叫人將其改成另種造型，費工費料，也讓乾隆廢了很多心思，直到數月后，才弄成乾隆滿意的樣子。

直到晚年，持續改造鐘表這一愛好依舊未能改變，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乾隆追求鐘表執著在藝術范疇而非實用。他將自己的一些不乏"浪漫"想法交給工匠，無疑在那個技藝落后的年代給工匠們增添了巨大難度和壓力。對于乾隆這種隨時都有各種"藝術想法"的人相當難于伺候，有的工匠呈遞的作品不合格，難免被乾隆嚴厲申飭，甚至到了"不予開銷"的地步。

與康熙追求鐘表科學性，雍正追求鐘表實用性不同，乾隆將鐘表這種"玩意"當作不斷變換玩法的各種藝術品。他曾在《詠自鳴鐘》表達了這種抽象思維："奇珍來海舶，精制勝宮蓮。水火明非籍，秒分暗自遷。天工誠奪巧，時次以音傳。"鐘表來自大洋彼岸，作為帝國最高人，他多少通過這些東西產生了對西方的猜測和不解。比如會突然說鐘表還是西方的新奇"有按時奏西洋樂者更為奇"的話，在這些"乾隆風"的帶動下，一批批"中西合璧"的鐘表不斷被注入個人特色，同時這些鐘表普遍附帶活動如轉花、變花、跑人、跑船、鳥音等不乏童趣好動的乾隆內心世界的折射。所以當時的一些西洋人都得出了乾隆之事迷戀奇巧技藝"蓋皇帝所需者為奇巧奇技，而非鐘表"的結論。

乾隆時期做鐘處的主要技術人員大多來自西方傳教士，來中國之前，這些人都已經嫻熟掌握了鐘表技藝，有的已經是很有名氣的鐘表機械師了。乾隆在這些人"奇技淫巧"的誘惑下，不斷產生各種好奇和想法。當時的著名鐘表機械師汪達洪曾表達了一種類似無聊的想法："我所以熱心做那些修理鐘表之類的活，也只是希望能對教會游泳。如果按我本人所愿，我寧可到教育新人教者或歸化異教徒的地方去工作，可是上帝作了另一種安排。"這種無奈，表達了對乾隆如此癡迷毫無實際用處的鐘表改造的無奈和不解，甚至蘊含了東西方文化上對藝術品"強硬嫁接"的無奈。隨著乾隆的年邁和老去，數千件東西方"合璧"的鐘表制造才告一段落，仿佛如同歷史的時針也徹底停止。

他的兒子與他的性格愛好完全不同，嘉慶四年（1799）嘉慶帝在上諭中發了一道頗有意味的一句話："朕從來不貴珍奇，不愛玩好，乃天性所稟，非矯情虛飾。"從此乾隆的宮中這些奇巧之物，逐漸淡出嘉慶的舞臺，而那些乾隆醉心收藏的鐘表不再記錄時間停止了轉動，蒙上了一層厚厚的歷史塵埃，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