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的“新時代”
時間：2023-08-17 03:05:05
8月11日，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揭曉?！堆┥酱蟮亍贰秾毸贰侗景汀贰肚Ю锝綀D》《回響》五部作品最終獲此殊榮。這五部作品，在題材和寫法上各不相同，與前幾屆獲獎作品相比，體現出了很多新的特質——新的內容、新的情感、新的修辭等——概而言之，以“新”為標志，中國長篇小說寫作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呼聲很高且廣受好評的《千里江山圖》，展示的是革命歷史題材的新寫法。特別是與傳統的革命歷史敘事相比，孫甘露在革命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手法之外，將電影鏡頭作為講故事的工具，用法國新小說的技巧彌合個人記憶與宏闊的時代場景，以此使碎片化的個人經驗與時間深處的歷史經驗實現了一種有機的融合。在宏大的主題面前，孫甘露用細膩的海派抒情、懸置的故事結構、現代的敘事腔調，將百年來建構的革命歷史敘事范式進行了改造和拓展，為我們奉獻了一部新時代視野中的英雄傳奇。
(資料圖片)
同樣是寫英雄，劉亮程的《本巴》則呈現出了另外一種美學樣態。與《千里江山圖》中被革命、生活、理想纏繞的“英雄”不同，《本巴》中的“英雄”更像是天真、游戲、寓言的化身?！侗景汀返倪@種異質性，使得它在所有獲獎作品包括之前歷屆所有的獲獎作品中顯得格外不同?！侗景汀芬悦晒抛逵⑿凼吩姟督駹枴窞楸尘罢归_，追尋逝去的人類童年，敘事天馬行空，語言恣肆奇崛，既有孩童般的天真，又有成年人對世界的懷疑，既展示出一種超凡的想象力，又具有一種遼闊的史詩品格?！侗景汀肥且徊烤哂羞叺孛褡逦幕刭|的小說，但它的敘事手法又兼有西方小說的現代氣質，讓人想到黑塞和卡爾維諾，那種混沌的自然和內在的傷感，隱藏著一種巨大的精神潛能。它看似是以游戲的筆法寫過去的英雄事跡，但其實是以散文詩般的情感抵達現實中人的世界。
《回響》和《寶水》是兩部寫當下生活的作品，它們展現的是長篇小說寫作的新內容和新情感。不同的是，《回響》是向內寫，《寶水》則是向外寫?！痘仨憽酚袃蓷l很明顯的敘事主線，一條是以夏冰清的死亡案為主展開，講述冉咚咚的破案過程；另一條則是冉咚咚在破案過程中發現丈夫的開房記錄，并以此為契機展開對自己婚姻和情感的省思。兩條線索，破案是表，反思是里?！痘仨憽氛故镜氖乾F代人的精神困境，尤其是它以一個警察作為故事的主人公，寫出了人的墜落與救贖、愛情與背叛、倫理與道德，各種情感的糾葛既將人擊潰，又施以溫暖和希望。
《寶水》則以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為主題，寫出了新時代的歷史性變革。作品以一種散文化、非虛構式的筆法，寫“我”從大城市來到寶水村的所見所聞所想。喬葉以一種新的情感，去觀察、體悟時代變革之下的鄉村風貌的變化、風土人情的變遷、鄉間倫理的變異，試圖給予我們一種對生活的新啟發。那些在“我”眼中所見識到的現代化符碼，無一不是時代發展和鄉村變革的產物。《寶水》的寫作，預示著與傳統鄉土世界的深情告別，那個在歷史和記憶中浮浮沉沉的舊鄉土，終究要沉沒到時間的深海之中了。
與《千里江山圖》的革命性、《本巴》的異質性、《回響》和《寶水》的當下性相比，《雪山大地》更傾向于一種歷史性意義?！堆┥酱蟮亍返墓适录軜嬕惨劳杏趦蓷l線索：一條寫作為黨的干部的父親在青海藏族牧區耕耘建設的奮斗歷程，另一條寫“我”全家人與先后擔任公社主任的藏族人相親相愛，最后成為一家人的情感故事。作為一名長期扎根于邊地的作家，楊志軍有著和劉亮程一樣的天生的自然感受力，他對藏族地區的極致書寫，高密度又富有節制的詩意，極具美感、極為動人。這部作品顯然也是對宏大的時代主題的積極回應，但因其個人化的敘事視角，加之以作者富有語言張力的文學化表達，使其不僅具有一種素樸的溫情之美，而且有一種堅實莊重的史詩質地。而這或許就是它從眾多作品中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
由上觀之，我所言的長篇小說的“新時代”，是寫作內容上發生了重要變化的新時代，比如作品更關注當下的時代變化和人民生活、更關心當下的人類情感和內心世界?？赡軟]有哪一屆的獲獎作品，讓我們和當下生活如此貼近?！秾毸泛汀痘仨憽纺軌颢@獎的優勢可能就在于此，它們在藝術上的探索成效可能有待商榷，但毫無疑問，作者們敏銳地抓住了當下。
我所言的長篇小說的“新時代”，也是寫作形式上發生了重要變革的新時代，比如文體的復合、東西方小說技巧的貫通、類型文學與嚴肅文學的融會，等等?！肚Ю锝綀D》和《回響》在這方面都作了有益的嘗試，尤其是前者，將宏大歷史與個人命運、英雄形象與普通情感、家國抱負與兒女情長，以各種巧妙的小說技法進行了藝術的融合，使得《千里江山圖》擺脫了過往革命歷史敘事的窠臼，呈現出一種迥異別致的革命敘事的先鋒范式。這一寫作形式的變化，是否預示著長篇小說寫作的當代勢態已然不可同日而語？
我所言的長篇小說的“新時代”，更是寫作風貌上發生了重要變奏的新時代，比如對于重大歷史和社會問題的關注如何在作品中藝術地呈現，長篇小說寫作獨有的莊重感是否應該給予新的認識，傳統的長篇小說敘事模式是否已經過于陳舊而失去了意義等，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的問題。今年的五部獲獎作品中，《雪山大地》可能是唯一一部具有一定歷史感和莊重感的小說，從而有一點力壓群雄的意思。而其他四部作品，相較而言，不管是從篇幅上，還是內容上，或者藝術樣態上都呈現出一種略顯輕盈的姿態。雖然，在這輕盈之下，也承載著不同的時代重量和人生重力，但和之前的歷屆茅盾文學獎相比，這屆獲獎作品已然大不相同。
歸根結底，長篇小說的“新時代”，是一個語言和修辭發生了質變的新時代。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一切文學的內容、形式、風貌的變化，最終都通過語言表現出來。因此，不管是《千里江山圖》中關于“革命”的簡練、干脆、流利的修辭，還是《本巴》中關于英雄史詩的本真、詩意、游戲的修辭，抑或《寶水》《回響》中關于新的生活的當下性修辭，以及《雪山大地》中漢語和藏語交叉表意的本土化修辭，都讓我們感受到了一個語言的新時代的到來。事實上，我們現在很難找到一個詞來準確地形容這一語言形態，但毫無疑問，通過長篇小說這一具有國家文學意味、標識著作家寫作全面成熟的文體，尤其是通過寫作和閱讀長篇小說，我們正以新的體驗感受這一新的語言的意義。
（作者系江蘇省作協創研室副主任）
